假如你对阅读经典小说失去了信心，不妨读一读米兰・昆德拉；假如你对文学批评失去了信心，不妨读一读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余中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２月版）。米兰・昆德拉在一出“向狄德罗致敬”的剧本《雅克和他的主人》（郭宏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２月版）的“变奏的导言”里对小说有
“幸运的拉伯雷时代：小说之幼蝶飞了起来，身上还带着蛹壳的残片。”昆德拉用《巨人传》作者的嘴来说明小说是当不得真的，小说家并不按照现实生活来描述事物。他认为写《撒旦诗篇》的拉什迪和拉伯雷一样懂得小说讲述的事当不得真。“每一个答案都将是一架捕捉傻鸟的夹子。”读者和作者之间的误会在昆德拉看来是因为人们不懂得幽默。“幽默是现代精神的伟大发明”，始于塞万提斯笔下。幽默不是嘲讽，而是“一种特殊的喜剧形式”。幽默使“一切都变得模棱两可”。当有人问昆德拉该不该把他的小说当真时，昆德拉突然觉得“再也没有比懂得幽默更困难的事了。”
有“小说社会”之称的欧洲社会在现代面临人代替上帝的情形，昆德拉引海德格尔的话说：“诸神就这样终于离去。留下的空白被神话的历史学与心理学的探险所填补。”上帝在托马斯・曼的笔下成为人造的东西。“这个可怜的人居然认识我。”渎神不再被认为是冒犯，“而是进入社会习惯之例”。然而，代替了上帝的人是否真的理解自己，托马斯・曼的探索在昆德拉看来表明“我们以为在想，我们以为在做，而实际上只是另一个或另一些东西在替我们想与做……”小说家总是处于历史的“中途”，既与前人对话，又与来者对话。昆德拉认为自己的小说流露出对历史的憎恶，所以他并不忧虑“历史的终结”：“那将我们短暂生命汁液吸空并吐到它无用的工程中的东西，把它给忘了该有多么美好！”米兰・昆德拉以为小说只存在于小说的历史中。“假如没有这样一种随时与小说史相伴的思考，我们今天就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乔伊斯、对普鲁斯特一无所知。”
穆斯林世界对拉什迪的审判昆德拉以为不是偶然的，它是两个时代的冲突，是神权政治对现代的指责，而目标恰是小说这个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创造。“在《撒旦诗篇》中，遭指责的恰恰是小说的艺术。”
《被背叛的遗嘱》第六部分“作品与蜘蛛”有米兰・昆德拉对尼采的解读。在尼采看来，思想有着舞蹈般的开怀欢乐和热情洋溢，因此他取笑博学者视思想为“繁重劳作一般的东西”。演绎法和辩证法在尼采眼里都是篡改事物和思想的假惺惺的归纳。思想的实际方式不应隐瞒。“最最深刻、最最丰富的书籍总是拥有一些类似帕斯卡尔《思想录》中具有格言特点的突如其来的思想。”昆德拉注意到，从《曙光》起，尼采所有的著作的章节都只有一个段落：“那是为了让一个思想由一口气说出；那是为了照着它当初迅速地连蹦带跳地来到哲学家脑中的那个样子把它固定于白纸黑字。”在尼采看来，建立体系是徒劳的。黑格尔“鹰一般深远的目光”令人倾倒，昆德拉说然而《美学》因为其作者想“充实体系”，“好像此作是由一只鹰和几百只蜘蛛合作完成的”。
安德列・布勒东说小说是下等体裁，“我可不会提及我生命中毫无价值的时刻”。昆德拉觉得在布勒东眼里，小说因缺乏诗意而成为下等体裁。昆德拉在小说艺术中找到的却是“清醒的、觉悟的目光”。所以在昆德拉眼里，小说不仅是体裁，而且代表立场。“如果说我赞成在一本小说中强烈地表达思想，这并不就说明我喜欢所谓的‘哲理小说’，喜欢小说对一种哲学的屈从……”昆德拉以为真正的小说式的思想是没有体系的，无拘束的，实验性的，“与尼采的思想很相近”。在尼采那里，人类的一切都可以成为思维的对象，这“使哲学与小说靠得更近了”。昆德拉说历史学家和教授们简单化地阐述尼采哲学；他们把尼采哲学系统化了。然而，“在他们系统化了的尼采哲学中”，没有位子留给尼采对女人、德国人、欧洲的思索，以及他对其他问题的思索。尼采的将哲学靠近小说和穆齐尔的将小说靠近哲学在昆德拉那里“并不是说穆齐尔比起别的小说家来更不像一个小说家。同样，尼采比起别的哲学家来并非更不像一个哲学家”。
假如你对音乐感兴趣，《被背叛的遗嘱》里有昆德拉解读斯特拉文斯基作品的长篇文字。好的文艺批评是可以一个段落一个段落拆开来读的。好的批评家并不把读者当幼稚园的孩子，他不会从作家生卒年月说起，在跟你解释一遍什么是文艺复兴。有独创精神的作家连起标题都让你无法预料。昆德拉就是这样的作家。在严肃的翻译文学很寂寞的时候，《被背叛的遗嘱》一开印就是四万五千册，足见昆德拉的魅力。我们感谢让我们一睹昆德拉风采的翻译家们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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